上学上了那么多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很多，给我很大启发的老师也有很多，但这些老师有的已被我忘却，随我的成长的身体脱离了大脑，积淀在另一个地方；有的甚至，根本没在我的大脑里留下任何好的记忆，我是实话实说。

但是有一位老师却不得不提，我没有忘记他，因为他现在正在教我，而且他已在我的大脑中烙下了印，但以后是否会忘记他，确实不好说。他没有给我任何的关于人生的知识，也没有去过分地关注我。但是，就是这个相貌平平，有着肥胖身躯，说普通话却带着东北口音的语文老师，差点冲破了现世的牢笼。

一开始，我对他没有什么过好或过坏的印象，因为每次快上课，他总是大步走上讲台，把他那熟悉的红文件夹、水杯和一本语文书扔在桌上，等待上课铃声响起。然后，用他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上次讲到哪儿了？”

接着他就开始像读教参一样让我们记着笔记，偶尔地问几个问题，但不多。

这些在我眼中都很平常。

然而，随着他一次次地走进教室，问“上次讲到哪儿了”，我才发觉，他与其他老师的不同。

首先，他从不拖堂。其他老师拖堂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他拖堂就足以令人惊奇了。还记得有一天语文课，他让我们记了书后一道题的答案，记到一半的时候，铃声突然响了。这时，他合上书，那其他的水杯，说了一句：“剩下的一半明天再记吧。”就离开了教室。

还有一个，就是他从不用严厉的眼光和高声调的嗓音去威吓住自己的学生，而且他总是用千奇百怪的招数来对付不守纪律，或者没有完成任务的同学。又一次，他在我们班落实一首诗，要求全班都要会背。这当然难不住我们。一位同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自信地走到他面前。

“‘卷起千堆雪’前面一句是什么？”他问。


“……”那同学沉默了。

“还是不熟！”

随后，他又让我们跳着句背，又让我们倒着背，弄得我们苦不堪言。

不过仅凭以上两点还不足以让我对他暂时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那一幕能使我一生印象深刻的图景根本没有经过作为下那些麻木的、受禁锢的大脑，但我却记下了。

那次我们讲到了已故的沈从文老先生的《边城》，但突然有一个消息从他口中传来——

《边城》不讲了。

“为什么？”我们问道。

“因为我们商量过，《边城》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他顿了顿，看了看我们，“虽然现在反对应试教育，但没办法，课时紧了点……”

同学们没有任何的反应，自觉地把书翻到了下一课。但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无奈，一种久违的从老师口中透露出的无奈。

我这才发现，原来每个老师与学上的四周都有一个可怕的牢笼，他禁锢着在学校上课的每一个人，和放假“赋闲”在家的每一位学生。但是，我分明地看到他——我的语文老师，把一只脚迈了出来，但是，给予他自由的只有他挖的那小得不能再小的洞口。

他是爬不出来的。

我现在正在用我准备的锉子，末端囚禁着我的铁栅栏，然后，幻想获得自由后，解救别的人，再解救更多的人。每当我有所懈怠想要放弃时，我总会透过栅栏的空隙看那条伸出来的腿，就又觉得充满了活力。

等我出去，我一定会先救他的，我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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