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东方吉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西方领导人目瞪口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速度水平与质量超乎他们的想象！

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大放异彩，向全世界人民全面展示了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中华民族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威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中国发展也并不是前景无忧，中国共产党面对自己的成绩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更加沉着和冷静，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上仍然耸立着四座大山：

第一座是中国单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全面暴露无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艰难抉择。

第二座是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差距继续拉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美国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来看，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内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17升高到2007年的0.48；并且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接下来几年更是不断升高。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亚洲地区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忧。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收入分配的差距必须缩小。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两会”上所要求的：今后的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公平与环保。

第三座是执政党必须直面的腐败问题，能否遏制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和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郎咸平先生曾说：在当下中国，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就个人而言，郎先生此番言论可能有一点忧虑过重，但从“上海社保案”和重庆“黑金帝国”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铲除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政治课题。


第四座是中国日益临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指出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中国老龄化不是世界最严重的，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严重滞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25年，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时间十分紧迫。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

课题组报告指出：中国贫富悬殊和贫富差距两方面：（1）收入分配、（2）财产分配。体现几个特点： 1.个人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全方位扩大。 2.城乡之间收入和财产差距尤为明显。 3.区域之间收入和财产差距仍比较明显。 4.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5.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炫富”现象须遏制》：一文中提到：一名没有付出什么劳动的中国“富二代”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花400万元买的一只宠物狗并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一事件再次激起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社会评论家胡星斗说，“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对外经贸大学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的孙书洪(音)教授说：“这种炫富行为过多出现后，穷人会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挣不到那么多钱。这种差距会加大，社会矛盾会变得尖锐。”“愤富”一词正在中国大地流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已经引起了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8-09 第05版) 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中央已经确定了对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的三步走向战略。这是继建立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扶持力度，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又一重大举措，作为这项改革的第一步，我国的义务教育学校已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高书国介绍，为落实教师的绩效工资，中央下了很大力气，投资400亿，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为此出台配套的政策，大概要达到800亿，一共是1200亿。可见党和政府在推行分配体制改革试点中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定，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史上罕见！

再次是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推行阳光政策”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提高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2009年9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因地制宜，强化地方和部门职责”是实行绩效工资的原则之一。实施绩效工资是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规范津贴补贴的同时实施绩效工资，逐步形成合理的绩效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完善的分配激励机制和健全的分配宏观调控机制，对于调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积极性，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益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9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指出：解决绩效工资问题不必非要在总量上增加投入，而应当注重真正让那些“干活的和尚”多分米，即便增加总量的投入，也应当向那些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为服务对象办事的事业单位人员倾斜再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绩效工资为绩效的目的。多干活多办事办好事才有绩效，不干活不办事办不好事没有绩效，千万不能让绩效工资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

最后，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几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消费，是由于消费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消费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相反，消费不足则会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从分配上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由此可以断定党和政府已经确立了“中国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绩效工资改革是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一把利器。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在分配体制改革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一石多鸟，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绩效工资实施后社会反响强烈，作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教师既感到热泪盈眶，但当他们发现自己与其他经济发达区的同行相差十万零八千里的时候他既激动又愤怒，激动的是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深山出太阳，愤怒的是自己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劳动报酬并没有与自己的同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可怕的是现在要把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形式用“法的形式”固定化和肯定它的合法性。长期的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教师绩效工资的发放暴露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但归纳起来问题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差距太大”。从种种反应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城市中心区域或经济发达的地区不满绩效工资太低，与他们的现实收入（工资加其它福利补贴及暗收入）反差太大，认为突然一下自己的收入严重缩水，因此强烈反对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这些区域的公务员因为要比照教师绩效工资标准也极端不满，咬牙切齿地痛恨“阳光”，千方百计阻挠改革的进行。第二种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教师，他们在拿到绩效高兴的同时又难掩淡淡的悲哀，悲哀自己入错了行，嫁错了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这贫穷地区”的教育来爱！而此地的其他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三种是城乡结合部，他们的的生活随着城市的扩张，交通的发达成本越来越高，但他们的收入与城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城区以前的隐性收入突然全部暴露在阳光之下，觉得自己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不比城区或经济发达区的同行差，心理特别不平衡，于是不少地区出现了过极行为。总之，绩效工资发下来，出现了城区跳，郊区闹，边远山区在长啸的混乱局面！据笔者所知，个别地区出现了教师罢课，消极怠工现象，公务员怠工有些地区比教师更为严重，因为以前他们的超额补贴将一无所有。

绩效工资改革是党和国家在分配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成败，更关系了社会稳定与否，能否建立起真正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根本大事，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现以四川地区兑现教师绩效工资所引发的重大社会反响作如下说明：

首先，绩效工资差距如此巨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备受质疑。以成都市区为例，就是原成都城市中心区青羊区、武候、金牛，成华区与高新区，平均绩效工资每年每人约五万，但高新区经济实力雄厚，其绩效每人每年高于六万，与其一条街相隔的青羊区就可能少一至两万左右。假设高新区的民警与青羊区的民警共同执勤抓毒贩，他们所冒生命危险都是一样的，年薪却差距如此之大，以前是暗补贴，没有摆在桌面，现在摆在桌上，如果把这种不合理用制度固定下来法定化，这无疑会激怒在青羊区工作的教师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公务员，目前的事实已经如此。郊区县落差更大，双流县教师的绩效工资在四万五左右，而与它紧相连的，在去年四川大地震时饱受磨难的重灾区崇州市的教师却只有一万五多一点点；更难于理喻的是兄弟两年从事教育，一个在金堂县乡村小学，一个在土挨土，田挨田的龙泉驿区村小从事教育，一个绩效工资四万多，一个约一万五。全国政协委员吴江表示：“我们应该认识到，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是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根本尺度、最后标准。”那么兄弟两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会相差约3倍吗？这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9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的实施绩效工资的目的是使 “干活的和尚多分米”的改革要求背道而驰！

其次，地区分配的体制成为争论的焦点：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经济发达区的领导说，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央与地方按比例统筹绩效工资，我地方财政实力雄厚，当然可以多发，标准可以高一点以调动本区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成都市为例，成华区的教师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质疑高新区，高新区财政收入多是因为我们区和其它地区作出了牺牲，前20年基础建设和市政投资大量投向高新区，你们占居了全市纳税人提供的优势资源，不能养鸡靠全市人民，吃蛋只给高新区吧。同样崇洲、大邑、邛崃质疑双流县，你们之所以财政收入高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成都市政府确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省市政府在政策上扶持，将全市的财政收入和重点项目大量投入，从道路建设到机场建设，再到招商引资，占据了大量由政府提供的优势资源，并不是地方独立发展的结果，解放前成都地区流行着“金温江，银郫县，叫化子出在双流县”的民谚，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巨大的绩效工资落差还会引发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因为交界地区的重要资源争夺而发生冲突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如争夺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等，因为这涉及到地方财政收入问题，这无疑会给中央政府留下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更为担心的是无论绩效工资高的还是低的都不满意，都反对（一类是反对阳光政策，一类支持改革，反对分配不公，本质不同），如果这一轮改革因为阻力太大而流产，必然危及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家发展战略。

2、法律角度，公开承认巨大落差，有违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嫌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宪法解释中的“多种分配形式”没有“按地域来分配”这一条款，如果这样，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出生贵族天生就享有特权没本质区别。坚持发达地区的坚持绩效工资应该高于经济落后区，其理由是本地区房价特高，生活成本高，反对者认为你房价高的根源就在于原来不公平的分配体制，哪里有高房价，哪里一定有高收入，如果高房价的地区与低房价地区的收入缩小，高房价一定会降下来。另外高房价的地区往往成为投机的核心场所，有人在好单位，丈夫在单位上分一套福利房，妻子在好单位又分一套集资房，子女因为赶上好时光，刚刚赶在福利房子结束的末班车，加上改革开放单位效益好，有积蓄，再买一两套商品房，2006－2007年将城中老房子卖一套，在周边县城能买子两套，如此走上了炒房路，而同样的在边远贫困地区同时工作的老同志，除了原来的没有公共厕所的老福利房子外什么都没有！这公平吗？这一种局面还要延续到下一代，无论如何天理难容。况且你高房价买来的是你的私有财产，其增值速度会高于边远地区！在日常生活成本问题上随着交通的便利，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差距日益缩小，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绩效工资巨大落差不合理！

3、从经济角度：公开承认巨大落差有障于国家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妨碍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给中国经济的一轮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前不久的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中国抑制产能过剩关键在执行》的文章，强调中央政府节能减排，调整产能政策执行不佳的主权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关键在地方要确保财政收入，特别是落后地区，基础建设长期严重滞后，在招商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地区，从每年各地方公报的投资项目与总额就一目了然。这种落后一步就将步步落后的局面如果按其常规发展，差距必然还会进一步拉大，地方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确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按时发放，难免会容许发展“三高一低”产业，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产业，这种现象在中国钢铁业上表现最突出，为何遍地炼钢，地方政府为何不愿淘汰，关键还是省与省的财政收入作怪。到了县一级更是可想而知。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17日在厦门表示：“区域合作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目前大陆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很大的瓶颈，那就是要克服行政区划的障碍”。连中央领导都承认这一严重问题，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国的财政体制和分配体制上。如果按照以前的思路来解决，区域合作效率要有多高，值得怀疑，因为理论上强调的合作双羸在现实中往往难于实现，这种“人人上山打猎，只有一人吃肉”的局面难于长久！这种分配形式只能助长城市更加强化发展单一的地产经济，因为城市收入长期高于其它地区，地产业不愁销售市场，曾经有一学者提出，一个地方官什么都不干，只须要卖地发展房地产就可以了，越发达，平均工资就越高，积蓄也越多，什么可以保值，买房置产，房子也越来越好卖，政府财政收入也更多（卖地经济），如此往复，到头来房地产就会绑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出口低迷，消费因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而萎靡不振。单靠四万亿投资拉动必然会后劲乏力。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缩小分配差距，想方设法使消费这驾马车跑起来，与投资、出口一起跑得更快，而真正能拉动消费的大多数人群却没有能力提高消费。政协十一届常委会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在今年“两会”期间说：“有统计表明，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他说，“这是《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上的统计，这个报告的统计不见得非常准确，但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