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快毕业了，要拍毕业照，老师都端坐在第一排的凳子上，作为一个矮个儿学生，我好死不死刚好站到了李建国老师的身后，老师在拍照之前突然转过来很猥亵地对我说，等下我会帮你挡住的！然后看了我胸部一眼。我顿时觉得好恶心哦。后来，人手拿到一张照片，李老师在全班面前说，"让我们看看谁被拍得最漂亮"，说完这句话，他马上自问自答，“我觉得是+++（我的名字）最漂亮”。我当时就起鸡皮疙瘩。2001年，进了温岭三中。2002年，学校有规定的午睡时间，那段时间一般用来完成当天上午布置中午又必须得交的数学作业，其实根本就没得睡。数学老师叶望秀还会找一个信得过的同学，坐在门口一份一份的收，交了才能进教室。“+++，今天中午的作业，你给我连题带答案抄十遍再交给我！”我问：“为什么”。老师说：“因为你借作业给别人抄！”（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又有数量又有难度，有些同学午睡时间在家里完成不了就会抄别人的）但我根本没做错事，一旁负责收作业的同学幸好有跳出来承认说，我作业交给她后，她将我的作业借给了别的同学抄，在抄时被叶老师发现了，叶老师就以为是我借作业给她抄。最后，叶老师意识到自己错怪人了，什么也没说就走了。2003年，①中考体育加试要考800米，学校强制规定初三每人每天早上绕北山公园跑两圈，跑完一圈记录一圈，有人会在终点拿着名单打钩。大家都不愿意跑，却又必须跑。②班主任语文老师薛连夫（音译），爱在教室门口大抽烟，大家敢怒不敢言。③英语老师郭丽芳把《同步练》的答案给撕走了，④数学老师叶望秀上学期期末曾威胁：“这《每课一练》你们不订的话，下学期不要来上课了”。 东校区的办公楼的一楼的墙面上有个墙面式电话机，那时候只有电话卡，还没手机，电话机上面是个信息布告栏，有市物价局、市教育局之类的电话号码。我拿上电话卡就以上述四件事把三个老师给告到了教育局。我当时没说自己是谁，但老师们“在教育局有人，我怕谁”。第二天，班主任薛连福（音译）就直直的找上我，把我带进7班和他办公室之间的一个“校长室”（一般用来骂学生的）。他嚣张的点上一根烟开骂，我据理力争，一点都不怕他，他见我面无惧色，就把我带进隔壁的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六个老师都在，除了叶望秀老师不知为何没有出声，其他几个对我连番轰炸，我还是大声的跟他们进行理论。后来据说两边的7班和8班都听得超清楚的。当时具体都讲了哪些我不太记得，只有一小段有意思的，我记得超清楚。我问：“《同步练》的答案也是书的一部分，我们给了钱的，撕走是侵害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语文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他思忖片刻，答道：“钱是你们爸妈给的，侵害也不是侵害你们学生的权益。”后来，僵持不下，见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班主任就使出了卑鄙的惯用绝招——打电话叫家长。妈妈叫来后，老师把我赶出校长室，薛老师和后面赶来的化学老师（好像是教务主任）一起不知对我妈说了什么，几分钟后叫我进去，我妈在我进去第一句话就是帮他们骂我，顿时觉得又生气又伤心（妈妈竟然跟他们站在一国），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之前无论是和班主任对骂还是被五个老师轮番轰炸我都是面不改色地据理力争，别说是哭了）。薛连福老师看我总算是哭了，就得意洋洋地抛出了一个令我永世难忘的经典理论：“地球上什么动物数量最多，什么动物就是最低贱的。像蚂蚁数量最多，他们就是最低贱的。在学校里，你们学生的数量是最多的，你们就是最低贱的！你一只小鱼虾是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的。”我哭，不是因为我害怕他们，是在生气难过为什么自己的妈妈这么不争气居然助纣为虐，是非不分。被骂完，我立马又去东校区的电话机打电话给教育局再打了一通电话：“为什么我班主任不解决问题却来直接骂我？告诉你，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不给我解决好这件事，我就打12345市长热线！我不是恳求你，也不是请求你，我是在要求你！”对方说：“好的，好的。”没过几十分钟，老师们找来了学校心理辅导室的老师来对我进行心理辅导。“当周围的都是魔，那你是个人就显得很奇怪了”。后来，班主任秋后算账，把我从第一排调到最角落的地方，薛连福和郭丽芳还会在上课的时候，对我出言奚落和讽刺。这就是温岭，或者说，这就是中国！